本文摘自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的獲獎感言——
從一種角度上來看，我研究經濟學，完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的機緣巧合。在高中畢業之后，1932年1月2日，早晨8點，當我第一次走進芝加哥大學的講堂的時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講座主題，是馬爾薩斯的理論——直到密集程度超過了每英畝土地所能夠維持的人口生活水平達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將像兔子一樣的繁殖，之后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則與出生率達到了平衡。它們是如此簡單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懷疑自己是不是遺漏了什么神秘的復雜性。
年輕的薩繆爾森
幸運嗎？的確。而終我一生，我都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要感謝希特勒。是他使得我在1935年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間，能夠趕得上它的經濟學文藝復興浪潮。惠靈頓公爵曾經說過，“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的運動場上取得勝利的。”我可以這樣說，“二次世界大戰，贏在劍橋、普林斯頓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
或許，比運氣更有益的現實是：經濟學正好適合我。作為一個早熟的年輕人，我一直熟稔于邏輯操作及iq測試游戲。因此，假如說經濟學對我是最理想的一個學科的話，也可以說，我也是經濟學最理想的研究者。永遠不要低估，在你的職業生涯早期就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這能讓后進生變成開心的戰士。
1932年，大衰退終結之年。這還不是去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好時機。就在我剛好完成自己的學術培養階段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此后的15年時間里，是大學經濟學大擴張的階段。在象牙塔之外，經濟學家們開始被政府、公司、華爾街、教科書出版者們所雇用。所有的這一切，都幫助了我去研究大蕭條以及戰后的通貨膨脹。我的那顆芝加哥式的頭腦堅持不懈地認定了凱恩斯式的革命方式。但是，理性卻勝過了傳統及教條。
就在我回頭檢視我在經濟學領域里的過去五十年時間的職業生涯的時候，我認識到：所有的這些因為好運氣所導致的事情，都應該放到經濟學歷史中的根本性趨勢這一背景下去理解。
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夠給我帶來純粹樂趣的事情的時候，我的所得遠大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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