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城市越大，收入差距越大。政府應注重以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縮小居民的實際福利差距。

當前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要小于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小于全國居民總體上的收入差距。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擴大，而且其擴大的速度也快于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全國總體上的收入差距。同時，由于城市人口密度較高，日益擴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給城市的和諧發展帶來的風險不可小視。信息源:中國電商人才網_www.job003.cn_雄鷹標志

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居民在總人口的比重越來越高，在這當中，大城市成為人口集聚地，人口密度尤其高，其收入差距的水平和變動趨勢還有其特殊性。信息源:電子商務招聘網_www.job003.cn_雄鷹標志

應重視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

看中國大城市的問題，要有國際視野。大城市由于其經濟結構和在一個國家中作為人才聚集地的特殊性，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通常也較高。

大城市通常是一個國家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地，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大城市的產業必須代表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在當今世界，人才的競爭趨于“白熱化”，為了吸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就需要支付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報酬。

而在另一端，低技能的勞動力也往大城市集聚。越是勞動生產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為高技能勞動力提供服務支持，同時，高技能勞動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支付能力購買各種消費型的服務，產生大量對于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高技能勞動者越是在大城市集聚，越是創造大量低技能勞動者的崗位。

與此同時，在高技能勞動者當中，收入的分化也更為嚴重，也會帶動收入差距的上升。相比之下，在較低教育程度的勞動者之間，他們所從事的崗位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大。而在受大學教育程度的人當中，他們從事的崗位類型差異遠遠大于低技能勞動力。即使同樣是在金融行業，金融街投資銀行的白領和銀行里普通職員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

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共同向大城市集聚，再加上高技能勞動者內部收入差距巨大，將使得大城市的收入差距高于中小城市。以美國為例，在最近幾十年的時間里，人口大量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更快上升，同時，大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明顯擴大得更快。

城市規模和城市內部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在中國也存在。根據2005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總體上來說，越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這兩個現象本質上是一回事，因為大城市通常就是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

隨著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近年來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數，未來，對于想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中國城市來說，統計城市的收入差距將是一項必要的基礎工作。屆時，收入差距的統計范圍必定覆蓋到所有常住人口，這其中將包括外籍人士，也必定要包括生活在大城市的非本市戶籍人口。這樣統計出的收入差距可能會是比較高的值，要對此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越大的城市，非本地戶籍人口的比重越高，在不少大城市，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一半，僅關注戶籍人口的收入差距是沒有意義的。

均等化政策應以常住人口為目標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擴大幾乎成為定局的條件下，不應該簡單地干預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對于通過政策干預來直接調控收入差距要非常謹慎。比如說，在上海至今仍對國有企業的收入增長有政策管制，基于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性質，這種干預對于防止國有企業收入侵蝕利潤有一定意義，但是，也對國有企業為高端人才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待遇構成了限制。

與直接干預收入相比，更長效的政策是用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縮小居民的實際福利差距，這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舉例來說，我的一項以上海為例的研究發現，由于教育能夠提高收入，而上海居民之間教育水平的差距較大，家庭成員所擁有的教育水平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因此，促進居民之間教育水平的均等化是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差距的可以有所作為的政策。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越高教育水平的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即使所有的家庭都受到了技校、高中和大學的教育，也并不意味著城市的收入差距就一定會縮小。

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反而可能收入差距更大，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要先保證收入差距是在公正的市場經濟規則下產生的，其次，才是動用二次分配政策對于收入差距的進行調整。而在此之前，更重要的是讓居民能夠平等地享受到教育的權利。在大城市里，居民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權利往往是與其居住地掛鉤在一起的，因此，在空間上促進教育資源的適度均衡分布就是一項特別重要的政策。

在城市擴張的過程中，城市新增人口更多地集中于郊區，而傳統的優質教育資源卻更多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城區，人口分布和教育資源分布之間的不匹配問題將越來越明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學校的數量和質量是基于周邊社區的物業稅的，房子貴則物業稅高，社區的居民就可以開好學校，請好老師，因此，教育資源能夠更靈活地跟著人口“遷移”。相比之下，在中國城市，中小學教育財政主要是由區縣一級財力決定的，因此教育資源空間布局的合理化就要求市一級政府動用行政手段來做均衡發展的規劃。

未來的城市收入分配政策不可能僅以戶籍人口為目標，因此，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勢必以常住人口為對象。如果仍然將政策目標僅限于戶籍人口，那么，在戶籍人口內部縮小收入和公共服務差距的政策卻可能帶來戶籍人口與非戶籍常住人口之間更大的差距。這種與戶籍相關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務差距具有“起點不公平”的性質，反而不利于增進社會和諧。

現實的情況下，外來人口相對聚集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服務資源與人口數量矛盾相對更大的郊區。以上海為例，最近的一項統計顯示，現在上海50.4%的80后外來人員分布在近郊區，30.9%分布在遠郊區，兩者合計81.3%，僅18.7%分布在中心城區；這些人群又主要分布在浦東、松江和閔行這三個區，三區合計占49.7%，接近一半。隨著上海市中心人口向城郊遷移，以及外來常住人口也更多集中于城郊地區，公共服務布局與人口布局不匹配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應盡早得到政策關注。

在大城市，如果均等化政策以常住人口為目標，那么，教育資源的空間分布不均勻問題將更為突出。以上海市的普通中學情況為例，數據顯示，在2011年，無論是看常住人口的人均普通中學數量，還是看人均教職員工數或人均教師數，上海市各區（縣）的中學發展非常不平衡，人均指標排名前兩位的靜安區和黃浦區是排名后兩位的松江區和青浦區的2-3倍。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是大勢所趨，如果不認清這個大勢，不盡早對教育的空間布局調整采取前瞻性的政策，等到未來有更多外來常住人口要在本地獲取中小學教育的時候，城郊教育資源供給不足問題勢必突出，不利于居民享受相對平等的教育資源獲取權。

調整收入分配要從調整產業結構入手

大城市的收入分配還與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有關系，看收入分配，還要跳出收入分配來看。

照道理來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越快，通常其投資的回報也越高，這樣，資金的需求就越大，資金的價格（即利率）便更高。而在中國，與快速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正規金融部門的實際利率（即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卻長期偏低。相比之下，在民間信貸市場上高達10%-20%的年化利率卻更能反映資金供求之間的關系，即使扣除通貨膨脹率也仍然遠遠高于正規金融的實際利率。

長期的低利率鼓勵了投資，尤其是鼓勵了能夠從正規金融部門獲得貸款的國有企業、大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從不同經濟部門的關系來說，低利率更有利于工業，而不鼓勵資金投向服務業，因為服務業相對來說使用資本較少，而且服務業缺乏抵押品，更難從正規金融部門得到貸款支持。而在工業部門內部，低利率更有利于發展相對使用資本更多的重工業。在過去若干年來，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過度“資本深化”現象，而且，資本深化導致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的能力偏低。

經濟發展超常規地靠投資來趨動，使得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資本所獲得的份額也處于上升趨勢之中，而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簡稱“勞動收入占比”）則持續了十多年的下降趨勢。目前中國大約40%左右的勞動收入占比已經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其他國家的這一比率大多處于50-80%之間。這就使得中國的老百姓普遍感覺自己的收入增長慢于人均gdp增長速度。

按道理來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服務業占比越來越高，有利于提高勞動收入占比的階段，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是滯后的。再以上海為例，與全國水平相比，上海的勞動收入占比更低，這也與上海的經濟結構有關。世界上的國際大都市集聚了先進的生產型服務業，也將拉動對于消費性服務業的需求，其經濟結構應更有利于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才對。而在上海，制造業仍然占有相當高的比重，上海的工業以“先進制造業”為主，相對來說，經濟增長方式更有資本趨動的特征。在2012年，上海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為60%，在國際比較的視野里，這一比重遠低于同樣位于亞洲的新加坡和東京，其中，更有益于創造就業和提升勞動收入占比的生活性服務業發展也相對滯后，其占服務產出的比重也遠低于新加坡和東京的水平。

勞動收入占比偏低與中國處于工業化的發展階段不無聯系，但不得不說，經濟結構出現的扭曲也與低利率和鼓勵投資的政策干預有關，去除這些政策扭曲，調整產業結構，才是讓經濟增長惠及百姓的正解。
信息源:免費發布招聘信息_www.rcxx.com_免費招聘網